“社會信用體系建設正成為生態環境負外部性對沖機制，生態信用體系將為ESG提供長效治理機制”。首都師范大學信用立法與信用評估研究中心研究員、北京信用學會副秘書長兼生態信用專委會主任薛方在第五屆中國城市信用建設高峰論壇“在企業ESG與高質量發展”主題論壇上表示。
社會信用體系建設如何賦能兩山理論、雙碳目標，助力和諧共生的現代化實現？如何運用信用理念和方式解決制約生態環境領域的難點、堵點和痛點問題？在題為《生態信用：ESG的長效治理機制——基于生態環境負外部性》的專家演講中，薛方認為，從社會治理創新實踐看，社會信用體系建設已經形成了三個突出特征，即超經濟性、正外部性、敏捷韌性。超經濟性方面，社會信用體系建設作為中國社會治理的創新實踐，“信用”概念在中國語境下呈現為“社會信用”兼具經濟治理和社會治理兩方面的內容；正外部性方面，橫向看社會信用體系打通政府治理、市場治理和社會治理體系�？v向看，以信用為基礎貫穿市場主體全生命周期，銜接事前、事中、事后全監管環節的新型監管機制已經確立。從效能方面看，社會信用體系呈現出多元跨域全周期性的治理效能；敏捷韌性方面，社會信用體系的建構充分體現了公共治理下系統性治理主體多元化，治理方式多樣化等“軟法”特征，尤其是信用承諾、信用修復以及行政性、社會性、行業性懲戒約束機制的組合，而成為數字時代高度復雜的公共問題新的敏捷治理的新抓手。正是基于此，特別是正外部性，社會信用體系正成為生態環境負外部性對沖機制。
生態信用體系是把論文寫在祖國大地上的新篇章。薛方表示，生態信用體系是社會信用體系建設與生態文明建設的融合創新。生態信用體系源起于中國智慧，同時借鑒了環境公共信托理論等國際視角。此外，我國的地方實踐也為生態價值實現機制探索出一條新路徑，例如浙江麗水在全國率先開展生態信用體系建設的創新實踐。
薛方表示，生態信用體系的提出具有強烈的時代需求和問題導向。如果說碳中和本質上是政府提供的一種新型公共產品，那么，生態信用體系則是信用賦能“兩山理論”落地和“雙碳目標”的制度新供給。其特殊之處在于：一是基于制度性需求。不同于工業文明時代的產品由生產定義，生態文明時代的產品由需求定義。例如，碳信用，是經過聯合國或聯合國認可的減排組織認證的條件下產生的新概念。二是源于系統性增信。生態信用體系由生態環保領域信用主體承諾，由政府、市場和平臺背書增信形成。例如，CCER（中國核證自愿減排量）就是國家信用背書的特殊資產。三是用于外部性治理，社會信用體系建設正外部性成為生態環保領域負外部性的對沖機制。簡而言之，生態信用體系是由生態環保領域信用主體承諾，由政府、市場和平臺背書增信形成的生態資源保護、生態價值實現、生態環境治理等系列生態信用機制。
薛方介紹，生態信用體系將發揮生態信用信息披露和共享機制、生態信用綠色資源配置機制、生態信用認證增信機制和生態信用多元共治機制等的效能，成為ESG長效治理機制。在金融場景中，生態信用體系成為綠色金融、轉型金融以及碳金融的基礎設施；在經濟場景中，生態信用體系將在促進生態價值實現機制和降低綠色溢價等方面發揮“加速器”的作用；在社會場景中，生態信用體系將通過生態信用賬戶、守信激勵等機制，進入政策工具箱，有效推動“綠色低碳全民行動”，踐行人類命運共同體理念。
薛方表示，目前實現雙碳目標大致有政策、市場、科技、金融等四條路徑。生態信用體系作為最具韌性的社會治理模式能否蹚出第五條路徑，值得關注。社會信用體系規劃初步解決“人與人”信任關系基礎上，必將邁向實現“人與自然”和諧共生的中國式現代化建設的新進程，而生態信用體系無疑是其中的新探索、新實踐。
來源：新華信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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